活在成都是舒适的，但也是最为堕落的。这种冲突并非与生俱来，是我在外地生活了20多年后，再回到成都，回到自己的家乡后强烈感受到的。在成都，我成了一个尴尬的异乡人。我努力地想和成都“对话”，不仅仅是对抗，或是妥协，它更多的是一种行为，或是姿态。对于曾经习惯以影像进行表述或纪录的我而言，这种和成都的对话虽若即若离，但却始终存在，无论是在我的作品中，还是在疯狂的游走四顾中。